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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基金存在着诸多好处，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些许问题，而主要问题大致可归结为募不到、投不准、管不好和退不出这四大问题。

首先是募不到。从全国来看，截至2023年，我国累计设立政府引导基金2,086只，目标规模约12.19万亿元人民币，已认缴规模约7.13万亿元人民币。实缴资金到位率仅58.5%。其中，2023年新设立的政府引导基金有107只，同比下降25.2%；已认缴规模为3,118.46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5.0%。而经济发展水平中等或中后地区政府投资基金的资金实缴到位率可能更低。

同时还存在募资效果不佳的情况。根据政府投资基金的一些特殊条款例如政府通常对基金管理者提出150%～200%的返投比例、社会募资比例不低于60%等有关要求，这意味着政府投资基金在本地投资规模应是政府实缴到位出资的1.5~2倍，或社会募资规模至少是政府实缴到位出资的1.5倍。然而，由于大部分三、四线城市缺乏优质产业或企业，导致基金无法实现足量投资，或者由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市场化投资决策受行政干预，被动投入到不符合投资条件的产业或企业，可能造成投资损失。

其次是投不准。从全国情况来看，政府投资基金的目标主要分为培育本地企业或产业、招商引资、追求投资收益。大部分基金尚处于创建初期，对资金投向和发展定位尚不够明确，致使出现投向不符合基金定位、“既不投早，也不投小等问题”，而这样势必会导致相应的行业资源和人才资源进行区域性倾斜，最终结果就是更进一步的导致经济发展不均衡态势的加剧和人均收入差距的加剧。

然后是管不好。针对跟投或委托基金管理人运作的基金，一旦监管不到位，就容易导致政府投资权益流失。从全国情况来看，由于地方政府及财政金融部门缺乏专业管理人员，且对口部门负责人经常变动，政府投资基金设立后，倾向于交给基金管理人运作，有关部门履行出资监管职责不够到位。基金管理人核心能力表现为两种:配资能力，即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资本运作能力，通过特定专业知识和社会资源，遴选项目并开展资本投资运作

最后是退不出。作为政府资金投资的特殊条款之一，即使拥有强制退出的条款，但从全国情况来看，政府投资基金投资退出难度大这一问题已然成为了共性问题尤其在经济越落后、产业基础越薄弱的地区退出渠道越少、难度越大。一方面,退出渠道相对有限，主要通过企业上市、并购、协议转让、等方式实现，操作和实现的难度均比较大;另一方面，退出期限较长，大部分基金退出期限为7年，个别长达10年。

针对这四个问题，在最近的发布会上，财政部税政司司长贾荣鄂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2024年，将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完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健全地方税和直接税体系，推进更好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这种税收的优化政策可以吸引企业或个人进行投资和消费，看似降低了当期的收入，但是却期望的是增加未来的税收收入。

财政部东伟也表示还需在四个方面进行适度加力：一是保持适当的支出强度，释放积极的信号；二是合理安排政府投资规模，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三是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四是优化调整税费政策，提高政策的精准性、针对性、有效性。

在加力方面，宁波市天使投资便就是最好的模范。据统计，截至2023年末，也就是宁波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成立运行10周年，更是发表了规模增至50亿元，提高出资比例，放宽子基金返投要求，探索种子直投，提高初创跟投支持力度……等相关内容的文件，这份重磅政策文件引起了业界不小的关注。10年来，宁波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累计签约投资项目超350个，投资金额3.7亿元，直接引导社会资本超20亿元，直接放大倍数约6倍，较好发挥了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宁波天使投资在对于初创时期的企业也做好了“引路人”的职责，帮助初创公司穿过死亡谷。作为市级政府投资基金的功能性子基金，宁波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旨在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和引导作用，鼓励投资机构及其他社会资本，支持天使期、种子期、初创期科技企业发展，助推企业快速成长。